这么多年来，为了不被淘汰，就得不断地学习、换脑子，逼着自己往前走。
我的语言敏感度差得很，小时候又没学过拼音，学拼音字母的时候我正好逃学了。
我养家糊口主要靠写字、画画，就不指望文学能把咱养肥。
我经常给妻子讲，我说你当我是个大首长吧，一向忙得不得回来。
王安忆：
我和贾平凹应该说几乎同时开始写作，我比他晚几年，贾平凹比我资历还要老一些。我们两个人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踉踉跄跄走到今天，还站在那里没有倒下。我觉得这是我可以称他为同志和同行者的理由吧。
其实我和贾平凹见面并不多，往往都是在一些大会上见面，我们又是性格不一样的两个作家，也没有太多的接触和交往。有一次交往我记忆比较深，那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作家阿城到上海来进行了一次游说，来鼓吹“寻根文学”。他那次到上海来所提倡的“寻根”以及后来的“寻根文学”、“寻根运动”都是很有意义的。他特别提到了贾平凹。他说，在“寻根运动”中，有一位特别突出的实践者，他没有发表什么宣言，但他用他的行动来说话，这位实践者就是贾平凹，他当时写了《
商州记事》。在阿城这次游说以后，北京召开了第四次作代会。会上，我们听贾平凹说阿城要来了。阿城不是代表，他是特地来看贾平凹的。我们就在贾平凹的房间等两位“寻根”的大师见面，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场景。我们就在那儿一边和贾平凹先生聊天一边等。聊天的时候很辛苦，因为贾平凹的口音很重，我们都不太能听懂。过了好长时间，阿城来了，他看到贾平凹以后，心领神会地点一下头，然后阿城就说了第一句话：“我能在你这儿洗个澡吗？”贾平凹先生就让他洗澡去了。当时我们觉得他们就像两位武林高手，说的话我们都是不了解的。这一次见面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非常期待贾平凹说一些重要的话，可是他说的话有一半我们听不懂，还有一半虽然听得懂，但是很平常。我今天也是抱着强烈的期待心情来听贾平凹先生讲话。
贾平凹：
对我的口音要有耐心来听。这次到复旦大学来，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很有压力。我来上海之前正在搬一所房子，为新房子写了一个条幅叫“天再旦”。这是一个天文方面的词，就是天再次亮的意思。“天再旦”和“复旦”是一个意思，这使我感到特别兴奋。我是第一次来复旦大学，刚才说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到上海开研讨会之前没有提到要讲演，我是最害怕讲话的。来了以后才知道还有一个演讲，也就特别紧张。今天晚上看到这么多人，压力就更大了。我是最不爱讲话的，最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也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讲话。另一个弱点就是不会讲普通话。我的理由是：普通话就是普通人讲的，咱就不讲了。
当年我和汪曾祺老先生一块儿到南京去，有个讲座叫我讲。当时天气特别热，一个多小时下来，我讲得满头大汗。讲完以后就问听众：“讲得符不符合大家的要求啊？”下面一起喊：“一个字都听不懂。”然后汪曾祺就给我当翻译，我说一句他能翻译两句。后来我说，干脆汪老你来讲吧，后来汪老讲了。到上海这个地方也不是随便敢讲的，尤其是复旦大学。
王安忆刚才谈了，我俩基本上是同时走上文坛，并且一直走了过来。不管写得好坏，总之一直在写着，当然王安忆比我写得更好一点。我之所以对复旦怀着敬畏的心情，主要是因为有一批教授，他们不光是搞文学评论，还有许多新的东西和新的观念，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指导我的创作。上海的一些作家，比如张爱玲，我基本上看过她所有的作品，我对她的作品特别推崇，我在书房挂了许多作家的像，其中就有张爱玲的像。现在正在创作的作家，像巴老、王安忆，他们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过。
我出生在西北乡下，常年生活在西安，一般不爱出门，能不见人尽量不见人。但是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我觉得有些地方还得必须去一下，比如上海。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来到上海后我才能对西北边远地区的生活状态有更深刻的体会。人们可以不在上海买房子居住，但是必须去一下，看看上海的变化或一些现代气息。到上海来跑一跑，换一下思维能给我带来很多灵感。我感觉来到上海就像第三世界作家到巴黎一样，这决不是在吹捧上海。
我创作起步的时候，中国的文学空气是非常稀薄的。这么多年来，为了不被淘汰，就得不断地学习、换脑子，逼着自己往前走。
王安忆：
你自己对农民如何理解？农民要往何处去？
贾平凹：
这次到上海开研讨会讨论的是我的一部新长篇《
秦腔》。“秦腔”，从字面上看就是陕西的一种戏曲名，但实际上秦腔就是秦人发出之腔。在中国所有戏曲里，大部分名称都是某某剧，只有陕西的戏曲叫做秦腔。《秦腔》专门写当下的农村生活。我自己也来自于农村，原来对“三农”的理解，对农村、农民的理解就是：人始终不能离开土地，农民是最勤劳的、最辛苦的。但是现在的农村，特别是西北地区的一些农村，有很多危机。当然国家对“三农”问题很重视，连续几个好建议都关系到三农问题。但农村现在的危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两极分化，农村好像出现一种没人管了、自生自灭的状态。就拿我老家来讲吧，土地承包那几年，农村确实产生了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写了《
浮躁》、《
腊月正月》。我写这些作品不是想讨好什么、迎合什么，当时确实是发自内心来写的。现在的农村基本上强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在乡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原来农村死一个人，一个生产组的小伙儿就把他抬到坟上了，但是现在要是哪一家死了一个人，就得几个村子的劳力联合起来才能把人送到坟上。所以我觉得现在农村出路到底怎么样，我自己也有很多困惑、很多痛苦和矛盾。我觉得实行城市化恐怕是解决农是牺牲这一两代人的利益的时候。每民危机的最好出路。每个社会转型期都要牺牲一两代人的利益，现在正好个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农村都有很多写作空间，农民永远都是最辛苦、最需要关怀的阶层。但到底国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再谈了。
王安忆：
你曾经说过，你要改造读者，征服并且吸引他们。但你又说，你一般不管别人的看法，直接把心里的东西全部写出来。读者在你心中到底占怎样的位置？
贾平凹：
一个作家写作的全部意义就是有人来看你的书。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是，每写一部作品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市场怎么样、应该给哪部分人写、写哪方面。这也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的作品很早的时候销量就比较好，所以从来不考虑市场方面的事情。在我写作的时候心里绝对没有装过读者。我觉得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就像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得互相学习。一个家庭里，女的越依附男的越不行，女的越有独立性男的对她就越敬畏。我所说的“改造读者”中的“改造”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不能随着社会需要走，只能叫别人跟着咱走。当然这话不一定对，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
王安忆：
为什么在你的作品中总是有很多鬼神之类的神秘事物，这是否和你的个人信仰有关？
贾平凹：
原来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这确实和我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我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对孩子特别严厉。我小时候基本上是受儒家教育。我的家乡正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过渡的地方，佛和道特别盛行，新文化也特别盛行。所以在我小时候的生存经验里，生了病要么用磁片在额头上放血，要么敬神、烧香，最严重的病要请神婆神汉来。在我老家，奇怪的现象特别多，特异功能等现象也特别多，我无形中也受一些影响。当然，写《秦腔》的时候观念还是有些变化的。我的信仰确实和我的生存环境有关，我是一个泛神论者，对各种神都很敬畏。
王安忆：
你保持乡音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还是一种刻意，是为了保持你寻根文学中的乡土气息吗？
贾平凹：
不是。刻意的东西都是干不成事的。我在西安是西安美院的兼职教授，美院的学生穿奇装异服的比较多，但是穿奇装异服最多的还不是美院，是美院附中。刻意装艺术家的都不是艺术家。我实在是没办法才保持乡音。我的语言敏感度差得很，小时候又没学过拼音，学拼音字母的时候我正好逃学了。没有拼音一般发音就不准确了。我刚才说，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这是给自己寻一个借口。有时候看到别人讲普通话我也很羡慕，不会讲普通话确实给我的交流带来很多障碍。我为什么不爱说话？一是不会说话，再一个就是说不了话。我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了，社会也不允许你多说话，渐渐地，说话的能力就减弱了。
王安忆：
请你谈谈绘画和文学的关系。
贾平凹：
世界上艺术性的东西道理都是一样的。我搞美论时，研究的是美中那些最基本的技能性的东西，除了那些东西之外，别的道理都是一回事情。炸油条和搞写作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只是和面和写细节的具体技能不一样罢了。有些东西是能写出来的，但有些东西是无法写出的。有些东西可以用绘画画出来，有些东西画不出来，写作和绘画是互补的。
我从小爱好绘画，我现在的朋友中，文学界的不是很多，书画界、收藏界的特别多。我收藏很多民间的东西，我的字、画很多都是从民间藏品中吸收养分。收藏启发我画画、写字，画画、写字又可以滋润文学，他们是互相促进的。但从我心里讲，我主要还是搞文学。首先，书画是职业之外多余的事情，其次就是养家糊口，因为搞书画挣钱比搞文学挣钱快得多。我养家糊口主要靠写字、画画，就不指望文学能把咱养肥。我喜欢收藏汉代的石雕，这种东西都是不值钱的，但是特别大气。我不喜欢明清的东西，尽管明清的瓷器很值钱。汉雕和我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这和文学上的混沌、粗犷或者是朴素是一回事。总之，绘画和文学创作道理是一样的，它们是相互促进的。
王安忆：
你写《
废都》时自己说是“小心翼翼，人踩到的地雷，从此岸到彼岸只能冒险”，我们佩服你的勇气。现在你还原意冒险这样写吗？
贾平凹：
写《废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在很多文章里写到，《废都》给我带来了很多好的效应，起码知道姓贾的人更多了。但它带给我更多的是苦难，这些只有我自己知道，它的阴影这几年才慢慢好起来。当时写《废都》遇到的困难别人无法想象，这一半年才好些。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书一旦成书它的命运也就有了。《废都》的命运中有很多苦难，本来前一段时间说再版，现在又不行了，以后再看吧，但是《废都》的盗版本我收集的有54种。现在不让再版，但是盗版没人管，盗版的水平也高了，一般人让我签名都是签盗版本。没办法！
写《废都》也谈不上勇气。我在创作上能力有限，写的时候考虑的东西少，不管好坏先写出来，至于能不能出版那是出版社的事情。在写的时候想一些条条框框那就写不成了，创作需要宽松的环境。举个例子，自行车的轮胎只有这么宽，从理论上讲，只要这么宽的路就可以骑自行车，但是实际上一般人都骑不过去，我得几丈宽的路才能骑自行车，宽松环境和创作的道理就是这样的。现在的创作环境确实一年比一年好。同时，自己的心灵也要放松。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个很胆小的人，很老实的人，但是写东西就不一样了，我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至于能不能出版那是出版社的事情，要修改也是以后的事情，在写作的时候先把它完成。
现在的时代和写《废都》时不一样，我记得在80年代，安忆你也知道，一部短篇小说一夜之间就红遍天下了，很多作家都是靠一篇文章红起来了，但现在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了。但反倒觉得现在更正常，更符合文学的本性，文学毕竟不是用来承担那么多社会责任的。所以有的同志讲，《秦腔》没有《废都》那么轰动了。实际上《废都》的轰动我很冷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说新的东西，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它的轰动效应也没那么大。
王安忆：
写作以前你是做什么的？十年“文革”你又是怎么度过的？
贾平凹：
我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不久以后文革就开始了。我写过一本书，叫《
我是农民》，当时正儿八经当了五年农民。我父亲是教师，文革中翻档案翻出他是“特务分子”、“敌特分子”，被打成了反革命。事实是这样的：胡宗南在西安举办一次报告，各个学校把参加报告人员的花名册报上去了。那天我父亲偷偷跑出去看秦腔去了，就没有参加报告会。但是资料报上去了，在档案里装着，后来文革的时候把那场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我父亲就是那样被打成特务的。后来我父亲就被开除公职，被别人用枪押着回来改造，我一下子变成了“可教子女”。当然现在大家都不理解什么是“可教子女”，“可教子女”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初中毕业回去以后就开始在农村修水库。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时期，全国都在修水库，我属于“可教子女”，人家还不要我，不让去。后来让去了以后，我必须每天从下边扛三方石头到大坝上，才能吃到饭。我从小就毛笔字写得好，所以修水库的时候总想干些轻松活，于是就在指挥部门口转来转去，希望人家帮咱搞宣传。后来我果然被发现了，因为我写毛笔字还是很有名的，作文也作得好，果然我就被抽到指挥部搞了几年宣传，然后大学招生的时候我就开始上大学。
我是第一届工农兵学员，那时上大学不考试。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考试，在我一生中，最喜欢考试，为什么？平时在学校唱歌唱得好、体育好就能出人头地，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长项，我考试考得好，我喜欢考试。但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候不考试，要自己报名，学生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自从上大学后就再也没有考过试。我被分到西北工业大学，最初是飞机系，要不然我现在是造飞机的。我只学过一元一次方程，别的就不懂了。我说，飞机系我坚决不去，到那儿去我肯定学不好的。我们县委书记是个文化人，就把我换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就这样，我到了中文系。到中文系以后为什么会搞创作？当时的政策是，你从哪来的毕业后必须回哪去。你是工厂来上学的，毕业后再回工厂去，从报社来的将来回报社去，这样，大家来了以后学习有个目标。但是我从农村来，不可能再回去当农民，起码这一点我决定了。我学习没目标，凭着兴趣就开始搞创作。当时搞创作就像下蛋的鸡一样整夜不睡觉，一星期起码写三四篇小说，源源不断地投出去，源源不断地退回来。编辑部的退稿信是用订书机订的，不是拿浆糊糊的。同宿舍的人一看你投稿退回来了，就故意把信拆开，叫你很丢人。那时都是退稿，几乎没有发表的。后来开始发表的时候，我的阳台上已经装了一箱子退稿了。当时的水平太差了，现在无法想象。我在《
美文》杂志社办着一个少年版，每年搞少年评奖。我看初中生写的文章比我当年搞创作写的文章水平高得多。
王安忆：
当年城市的男知青是怎样把农村的小芳给带走的？
贾平凹：
按我的年龄，如果从小生活在城市，我也是知青。我母亲是农村人，我父亲是国家干部，我是“回乡青年”，回乡青年不属于知青。对于知青文学，当时我有看法，知青文学里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当时回乡青年是非常羡慕知青的。因为知青起码粮食有保证，回乡青年吃不到粮食。知青可以“偷鸡”，回乡青年偷不成鸡，偷了以后就在这儿待不成了。知识青年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回城一下，回乡青年永远没处去了。所以有时我觉得知青在农村受了苦，但是如果太强调受的那个苦难，我觉得对于农民、农村的孩子不公平。那些人永远在那个地方，那些苦难向谁诉说呢？那就无人诉说，也没人同情你。当时男知青把“小芳”带走以后，回乡青年只有痛苦。当时农村比较优秀的农村女孩子首选是军人，选完知青以后才能选回乡青年。
王安忆：
你觉得影响你一生最重要的人和事是什么？
贾平凹：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难忘的、改变一生命运的或者是刻骨铭心的事情。我一生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上大学。如果不上大学，现在还在农村，那现在儿女也一大堆了,也就该坐着，不做什么了，很自在。但是可能以后还会搞创作，可能先到文化馆，从文化馆到县城，从县城再到省城，但时间可能要推迟十多年吧。
再一个对我影响大的，就是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使我从小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那一次深刻得很，由一个挣国家工资的小康人家，突然间一下子打成“可教子女”，当时感觉一下子就完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对当时世态炎凉的体会特别深。再有对我影响大的是《废都》的出版和家庭发生变化。家庭的事情对每个人都是当头一棒的事情。就像农民所说的，冰雹打了庄稼以后，庄稼很长时间长不起来。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我觉得还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父亲最后生病的时候我经常有这种想法。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想，父亲如果是个大哲学家，天地贯通，他可能对死亡也不感到痛苦。如果是个一字不识的老农民，糊里糊涂的，那他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既知道又说不清。他是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他特别正直，脾气特别暴躁，对我特别严厉。如果说我有好处，我有两点，一是比较善良，一是宽容，别的没有什么优点。这两点基本上是父辈遗传下来的。我对外界有一种胆怯心理，社交不行，讲话不行，这也是我父亲遗传下来的。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以后，他每天教育你我,出去以后必须对谁都恭恭敬敬，尽说那些儒家的东西。被打成反革命以后自己也不敢说了。那个时候不能乱说乱动。慢慢地说话、社交的能力就减弱了。
王安忆：
能否介绍一下三毛和你的交往，同时评价一下她的散文？
贾平凹：
三毛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实际上我和三毛没见过面。三毛的书我很早就读过，当时三毛、琼瑶的书我都看。有一年，《
陕西日报》发了一篇一个电视台记者写的文章，说他在杭州见到三毛了，和三毛谈了一些话，三毛向他不停地说我的好话，说叫把信息传递给我。这个人不知道我的联络方式，他就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了。我看到后就给报社打电话，报社的人就把那个人介绍给我，那个人向我介绍了他在杭州见到三毛以后，三毛希望我能给她寄些作品。我回来后就寄了些作品给三毛,当时随书也写了一封信，寄过去等三毛回信的时候，她已经自杀了。她自杀的消息先来，自杀了有半个月，她的信才来.她是在住院前路过邮局的时候把信投到邮筒里，然后才住院的，住院的第三天早晨就自杀了。她在给我的信里说了好多表扬的话，我看了挺高兴的,很感激她，或许是人和人的作品会互相感应。就像我经常讲的，我自己不爱吃肉，但是我绝对承认肉是好东西,好东西我不一定吃。有些作品绝对是名著，但是你读的时候不会有感应。可能是三毛读我的作品会有感应，倒不一定是我的作品写多好。就是这样，三毛给我写过一篇文章，我给三毛写过一篇怀念文章。后来三毛的朋友要把三毛的衣冠冢要埋到鸣沙山。因为以前三毛路过的时候说以后她去世的时候就把她埋在那个地方，她的朋友就完成了她的这个愿望，把她的衣服带过去埋起来。她的朋友路过西安的时候来见我，谈了很多伤感的话，让我看三毛的帽子、上衣，还有一盒子烟。整个的交往就是这样的，倒没有别的什么.后来香港有人写一个东西，我看里边好像说两个人在谈恋爱啊什么的。我说你这样对我不尊重，对人家三毛更不尊重。把很严肃的事变成那种东西我觉得不好。还有一个香港的人后来写文章诋毁三毛，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道德。三毛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家，她的文章写得挺不错的。我看过她几本书，我觉得她的感觉、文笔基本上都是和曹雪芹、张爱玲一个路子的，是一位值得推崇的作家。
王安忆：
您最喜欢的西方作家是谁？陕西的大秦之音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其实就是说本土的和西方的作家对你的影响。
贾平凹：
我最早接受的外国作家是川端康成，我觉得他的气质和我爸有些接近。后来接受福克纳之后,我觉得福克纳描写的东西和我老家有很多东西很像。再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外国作家就是乔伊斯。《
尤利西斯》难读得很，你要彻底把它读懂很难，但大概知道它说的是什么。这次写《秦腔》我也吸收了它的很多东西。我觉得他的意识流和我平常见的不一样，他把一些芜杂的东西全都记下来。好比我们栽庄稼苗,我们的方法是把苗用水把泥土全部洗尽才在别的地方栽,他是连泥带土全部都带进去。比如说中国电影界最厉害的女人，我们一般人都说那是刘晓庆。乔伊斯的作品里也经常暗示这些东西，他不说是谁，但他的观点读者都知道。但是省略太多就让人搞不懂了。他整个学术态度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他的意识流真正是艺术，很多人理解的意识流就是坐在那儿有组织地胡思乱想,其实不是这样。
再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作家就是艾青。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农村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戏。陕西秦腔是中国一个比较古老的剧种，它的唱腔声音特别高，要么特别高亢，要么特别凄凉，就是这两个特点。秦腔特别符合陕西的民情，一个地方产生的戏曲和民歌和一个地方的山水、人的性情是一回事情，是环境派生出来的东西。你一听秦腔就知道陕西人是个什么模样了。很多人到陕西看完兵马俑以后,感觉陕西人还是那个样子，好像没有变化一样。秦腔作为一种民间戏曲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
王安忆：
这个同学很执着地递了两次条子，所以我必须要问的。您对网络文学有什么评价？
贾平凹：
网络文学我接受的不是很多，都是别人给我介绍材料或者是下载下来我才能看，我没有直接上网。但是对网络文学我还是有些接触的，当过好几次网络文学的评委，都是别人给我下载下来以后我来看的，有时还故意叫一些人到网络上给我写一些东西。现在的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文学也是这样。现在我最害怕的、最感到恐怖的就是更年轻的作家，因为人家一上来的起点非常高，人家一上来的水平比我十多年前的《废都》的水平高得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好好学习，再不了解人的新东西是要被淘汰的。为什么我开头的时候就讲一年要有一两次必须来上海，我主要是看一下，了解一下。那年，我就专门来看过一次卫慧和棉棉，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不管作者引起多大争论，起码我要先看一下为什么人家能创作出这种作品，原因是什么，再一个就是人家的思维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大家今天请我在这里讲话，实际上也不指望听我讲话有任何收益，如果带着那个目的就没有收益了。我当学生的时候学校也请很多人来，主要是见一下，看一下人家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至于说他能讲多少，他也讲不了多少。今天我也讲不了多少东西。到上海来也不是特意要学啥东西，是走一走、看一看，接受一下。为啥这一次到这儿来，是因为有几个大腕在这儿，陈先生啊、安忆啊、栾先生啊，还有新颖，他们都是大好人物。有一句话就是“读奇书，游名山，见伟人，怡养浩然气”。到上海来不止是开作品研讨会，主要就是见些人，看看人家那些思维，看人家看问题角度是怎么回事。我这不善于交际，就是拿眼去看一看，感受感受。网络文学是新的东西,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它们。.
王安忆：
这个问题我觉得挺严肃的，你可以展开回答一下。以陈忠实、路遥和你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的作品都给人一种厚重、深沉的感觉，对这种特别的文学品格，你曾说过和你生活的陕西的环境和文化有关。您能否具体谈一下陕西文化和陕西作家作品的关系以及陕西作家未来的走向？
贾平凹：
这好像应该是作协主席做的事情。这两位作家和我的关系都相当不错，路遥在世的时候是我的朋友，忠实现在也是我的朋友，而且这两位都是很优秀的作家，他们写的作品我是很佩服的。陕西作家给外地读者的感觉就是厚重，这与陕西作家都是写农村有关。陕西地理上分三大块，陕南属于盆地山地，中间那一块叫关中平原,北边那一块叫陕北高原。路遥就是陕北人，陈忠实是关中人，我是陕南人,三块地方正好有我们三个人。陕西的作家有个特点，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在农村经历过很不幸福的生活，都是那种很苦难的日子过来的。西安过去是帝王之都，中国最强大、最辉煌的时候都城都在西安,后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转移以后它就荒败了。但遗留在那个地方的民心既有显得很辉煌的一面，很自尊的一面，但也有偏远以后产生的自卑心理，自尊和自卑的矛盾心理在陕西人的心里边混合存在。有时很骄傲很自大，有时感觉自己很卑微。那个地方的人对政治的看法和北京人还是有些类似的。北京是政治中心，人的政治情结特别厉害，陕西人的政治情结也特别厉害，并且陕西又是出革命老干部的地方，古文化的这种传统和革命文化的传统它都有。那个地方的人对苦难的认识，对政治情结的敏感这两方面肯定给作家的作品带来很大影响。陕西作家有一个致命点,就是陕西人总的来说，他的心理是比较保守的，缺乏开放意识,有很多在上海、在广东能办的事情到陕西就比较难办。从十多年前就说观念要开放，但实际上开放观念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事情,因为他的观念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了.昨天我就对我同来的人发感慨，说你看上海就是不一样,不管是建筑啊，环境啊，还是人的穿着啊、吃饭啊，还是街道的布置啊，人的行走啊，脸上的表情啊都不对劲，都和那边不一样的，可是你还说不来上海和你在哪儿不一样，但是你就是觉得它不一样，它的味道不一样.只有吃饱饭散发出的气息和穷鬼们没吃饱饭散发的气息是一样的。一般上海人做事特别认真，他能把小事给你做得特别认真，局部给你做得特别好，素质特别高。陕西人他有种保守的东西，观念老开放不了，中国文坛出现的新潮的东西、新锐的东西，在陕西就产生得特别少。如果陕西作家不抓紧学外边的这些东西，很快就落后了。要跟得上别人，得用笨办法，别人用一分你得下两分苦力来借鉴人家的这些东西。现在陕西作家里,像我那一批年龄都慢慢大了，后边的当然也有好多，但是他们不像当年那样形成一个群体。
王安忆：
最近一期《
读者》上面刊登了你在你女儿婚礼上的致辞，亲切动人，想问一下你平时是怎样教育影响你女儿的？
贾平凹：
我没有教育过。要严格讲，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这一点深有其感，反正是老婆孩子经常有意见。我经常给妻子讲，我说你当我是个大首长吧，一向忙得不得回来。至于说到孩子,从我的心里来说我不爱小孩,对小孩烦得很，脑袋疼。你高兴了他还好，你烦恼了他给你增添烦恼。我觉得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我确实做得不好.但是往往有个奇怪现象，你对孩子不好，对他严厉，孩子对你反倒好，反倒孝顺，你越对他好他越对你不好。我记得我父亲经常打我，我都结婚了我父亲还在打我，但是我对我父亲感激特别深。我女儿长大以后，我说也不指望你成龙变凤，做大学问，出人头地，只要你有吃有喝就行了,要自自在在，不要太受穷就行了,就这个要求。再一个，现在的学生学习太苦。我有两个女儿，要按我的心愿我就不让小女儿上学了，太辛苦！那么小，每天早晨比我起得还早，晚上回来还要做作业。但是后来想，大家都是那样，你不想学以后怎么办？实际上中国目前最辛苦的就是中小学生。大人都在消极怠工，小孩都在加倍努力。大人和孩子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当然要做到朋友式的，我还做不到。我还是受我父亲影响，是家长式的。一般我不发火，不下命令，但是偶然说一下就要起作用的。基本就是这样的教育方法。
王安忆：
你是怎么处理事业和家庭的关系的？你家里都是女性吗？
贾平凹：
也处理不好。我在西安有个房子，属于我的工作室，写《秦腔》那两年，每天早晨起来，老婆用车把我送到我工作的地方，那个地方离家远的很。我带些面条啊水饺啊，中午在那里随便吃一下，晚上才回去。晚上回去孩子都睡觉了,每天都是这样。那一段时间我和老婆孩子见得特别少。我母亲在西北大学住，我每个礼拜最少看我母亲两三次。家里小孩几乎十来天十来天不见面,往往是我睡觉她走了，我回来她睡了。幸好我老婆比较有独立性，她也不依靠你，她忙她的事情。当然也有怨言，毕竟是女同志，但也没办法，就嫁鸡随鸡了。
王安忆：
请问你怎么看待当代的所谓“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你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感觉的真实流露还是对写作的亵渎？
贾平凹：
这个问题当然很严肃。按我平常的观念，我觉得创作嘛，各人有各人的写法，各人有各人的路子，谁都可以用各种办法来从事他的职业,只要社会允许，只要大家认可，怎么写都行。各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个人的追求不一样，肯定表现也不一样,起码我自己写不了那个东西，因为我没有那方面的生活。我觉得文学也不是太严重的东西。哪一类东西，只要写得好，我觉得都可以成为很好的作品。
王安忆：
在上海学外语的人特别多，像现在幼儿园里边两三岁的小孩就开始学习英语了，那么这种语言学习肯定会影响他们的汉语水平。请你谈谈现在汉语的地位并且给我们复旦大学学生学习语言提一点建议。
贾平凹：
这个观点挺好的，但是比较难回答。汉语属于华人的母语，每一个民族对他的语言是特别重视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语言那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消失了，基本上就可以说没有了。对它的母语强调得太厉害的国家证明它是雄心勃勃的，很强盛或者是有什么野心，要崛起啊或者要复兴啊，有雄心大志的时候他强调这个东西,如果国家在衰败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就没人强调语言了。汉语对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学习英语也是必要的。现在好像学英语是很高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还是学好汉语。我经常反省自己，现在的作家有多少人读过四书五经啊？我估计人少的很。有一年我到杭州去参观马一浮纪念馆，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马一浮跑到山上3年都没下来，就看了三年书，现在人恐怕没有为了读书下那么大功夫的。拿我自己来讲，外边人说姓贾的对古汉语可能还熟些，因为文章里边还老半文不古的有些古语的气氛,实际上我没好好学过汉语。因为我上大学是工农兵学员，是通过批林批孔学汉语的，为了批判孔子才学汉语的，你能学多少汉语？毕业后我就把古籍浏览了一遍，还没有说研究过，别人就觉得我很了不起了，实际上肚里没有多少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保持汉语的纯洁性、建设汉语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学英语。因为现在要读外文史，我不懂外语，有时想看看外国语原著看不懂，只能看翻译的。翻译的水平高了咱的水平也高了，翻译水平低了咱就低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读外国诗，当时我是写诗歌的，那介绍上说是谁谁的诗，听起来多么具有音乐性，能听见什么，能感觉到什么东西，我读了以后毫无感觉。这怎么能是大诗人写的诗呢？后来才知道，那是翻译问题。
王安忆：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您的隐私了。贾老师，能谈谈你的大学生活吗？你和同学的关系如何？
贾平凹：
大学生活是我开始创作的时候，不管创作水平多差，但是创作的兴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时代人都要说些假话，都要和团支部书记谈心,我这个人又不善于做这个事情，所以老是入不了党，我在学校基本上就是“白专”形象。大学毕业填鉴定，给别人填的都是好话，唯一给我填的是“希望今后加强马列主义学习”。大家都不填这句话只给你填，这证明你不好好学习。当时我就气愤得很，因为这影响我的政治生命，我就找，但人家就是不改，后来我哭了一鼻子，也没办法。一个老师给我讲，不要改了，分到一个新单位，每一个人都要求继续学习马列主义，集中起来能比较，但是分出去就看不出来了,所以我就再没找。当时我最大的官当过宿舍的舍长，选团小组的时候，一个女同学提名我作团小组组长的候选人,团总支书记就把她大训了一顿，说这个人怎么能提候选人呢？特别奇怪的是，毕业后一年多，我就是团中央委员。一年前连团小组组长候选人都不是，一年以后就是团中央委员。
王安忆：
陕西作家普遍存在对都市的漠视，作品长期都是写村里的事，这好像和全国其它地方，比如上海和成都，都很不同。比如池莉写武汉，我写上海，陕西有谁写城市呢？作为一个在西安生活了多年的人，你是否会尝试西安的城市书写？
贾平凹：
在西安也讨论过，在陕西也有人写城市，但是写得不是很有名。不像池莉写武汉，王安忆写上海那么优秀。但是也有一批人在写，其实我也写过好多，《废都》就是写都市,很多散文也写到城市。陕西西安和别的城市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西安古文化气息特别浓厚，再一个是农村气息特别浓厚。如果你长期在西安生活,会觉得西安是个大城市，但是去了一次北京，你就会觉得西安和县城一样，是个大县城，就是后面缺个农贸市场。近十年来，尤其是近五年来，西安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昨天一到上海，好像这变化又不算什么了。所以有人批评说，你写《废都》怎么写得不像个城市?因为我是生活在西安，我见到的城市就是那个样,只有那个城市才产生那种文化。周围的农村把那个城市包围了，西安更多人的思维像农民的思维。农业氛围在这个城市很重，但是这些年变化特别大。现在西安在搞国际化、人文化、生态化。当然国际化那要永远跟着上海学了，现在它已经向这方面努力了。
王安忆：
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觉得你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
贾平凹：
永远。因为现在我连诺贝尔奖的程序都不知道,我脑子还不想那些东西，还想不到那些东西,只能说自己把自己现有的活干好就行了。
（整理：李红东）
